國光電子報第二百零二期 2021.1.5

｜2021.1.5

國光電子報第二百零二期發刊期一百一十年一月五日

文‧李姍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生

一、《閻羅夢》的古今角色

新編京劇《閻羅夢》（後簡稱《閻》劇）改編自明末小說《喻世明言》的〈鬧陰司司馬貌斷獄〉（後簡稱〈鬧陰司〉），老故事搬上現代舞台，已經歷多重轉換與改造，對觀眾而言，甚能引發思考、觸發情思。一個感人的故事，在於「有所本」與「有所變」，前者是古典思想的傳承；後者則是價值的重構，其目的在於回應現代心靈的乏悶與困頓。〈鬧陰司〉、《閻》劇以及「觀眾」，在觀劇的過程中，已形成三重視角，且互相滲透、交雜。從《閻》劇來看，它繼承〈鬧陰司〉的精神與使命，同時也引發觀眾對自我生命的投射與反思。

作者馮夢龍，久試不第的生命經驗如同司馬貌。歷來失意文人的心靈避風港，一在創作（如小說、戲曲），二在道家思想的研讀（如晚明方以智）。後者形同困厄生命的轉化媒介，一方面抵抗儒家思想的單一箝制；另方面與自身生命進行深層對話，《閻》劇體現了古代文人的兩種心靈。儒家的理想在於經世濟民，社會的事功，是存在的價值基礎；而道家卻對生命的完善性更加重視，此生命並非單一個體式的，而是「社會中」的生命。本文想談談《閻》劇隱含之道家思想，提供不同的觀賞角度與詮釋向度。

二、「天地不仁」的現實與包容

《閻》劇的精彩看點，在於透過輪迴轉世討論因果報償，以正人間之不公，這是〈鬧陰司〉原有之結局；而《閻》劇卻停在善惡難斷、公道難評的渾沌不明中，夢醒後境況如故。這樣的結局比之〈鬧陰司〉，一方面將話語權還給觀眾，留與眾人思考、詮釋之可能；另方面，在符合現代審美觀念之餘，又極其透顯當代的人文精神。無需透過一超越的力量，或是人格化的神佛，便相信人有能力扭轉困境、創造新局，是高度肯定人的內在能力。這樣的思維，可說是遙承先秦思想。自孔子以降，人文精神愈發高揚，其展現在與巫文化的切割，開始相信能以己身的力量與「天」溝通，人的內在本蘊含超越性，透過「修養」之途，便能走向人生的完善。此處所言之「修養」，有學習、思考以及體驗等等內涵，修養需在「事上琢磨」，在生活中體驗與實踐，才能真正達到知行合一。自南北朝，佛教漸入中土，「輪迴」思想的滲透，也引發中國思想之轉變，產於明代的〈鬧陰司〉即受此影響。

先秦時代的哲人，對於「公道」的理解，應從「天地」一詞談起。《閻》劇雖言輪迴，但其透顯的思想，更近於老子所說的「天地不仁」。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」（《老子・5章》），天地自有其運行法則，此法則不因人間的禍福得失而有改變，正是闡明「天地無公道」這句台詞。這句台詞更是隱含「公道自在人心」的潛在思考，「芻狗」是祭祀的草紮，一旦祭祀完畢，即被焚毀，何來關懷愛護之心？亦如聖人對待百姓，應如天地對待萬物，不該有過分的關注及好惡之心。此處需有兩點說明：其一，天地運行無關人事，故而我們需要知道，生命本有它的限制（如：生死、病老），這是天地的法則，無法改變，其中無關道德、善惡。其二，對聖人的描述，可以指涉統治者，亦可是修養深厚之人，並非說明這些人應冷漠無情，而是秩序的建立並非由上而下的單一指導，而是應任生命自生自化。綜合上述，從《閻》劇可看出，天地中雖看似公道不明，但每個生命都是大化流行中的一環，一方面呈現現實的殘酷，但又能體現對每個生命的尊重。變化無處不在，且生命間互相關聯，然而當社會建構愈趨複雜，便有善惡之分，「道德」的要求與規範隨即產生。

《閻》劇中的另一亮點，即是其中的女性角色（司馬妻、呂后、伏后、虞姬、劉備夫人、小周后），這是〈鬧陰司〉中所沒有的。女性的思維方式，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隱而未見的聲音，但《閻》劇透過在原著故事上的「增筆」，讓這些女性躍出歷史舞台，卻又不顯得突兀，反而使本劇更顯圓融飽滿，傳遞的意涵更為深刻。女性溫婉、嫻淑的形象，在傳統禮教的思維下，似乎已成定見。但從老子的思維中，卻可見女性形象的柔韌與堅強。《老子》中有「玄牝」、「母（子）」、「雌」、「柔」等描述，是古代文獻中少見的母性思維。「母性」與現代所言的「女性」，其內涵是不同的，卻能從兩者相似的內涵取得對話橋樑。老子用這些意象，要強調的是「後其身而身先」（《老子・7章》）的道理，一味地剛強，不利於生命，也不利於外在環境。「剛強」也是「雄性」的意象，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要求，此要求不該被單一化地標舉，這是對世界片面地理解。女性形象更多的是「包容」，也如同天地對人的養育、涵納其中，人的生命並非「孑然一身」。

《閻》劇的司馬妻，其哭喊也使觀眾隨之共體喪夫之痛；又因她對老閻君一番論理，以免丈夫復生再度遭受世間不公所苦。在這過程裡，深刻地體現女性的睿智與堅強，更多的是寬容與體貼。不同於傳統的女性形象，使得《閻》劇不再只是「傳統的」老戲新編，也讓女性不再如劉備夫人所言，只是「男兒書中做妝點」，有不同的聲音被聽見。

三、「安之若命」的寬憫與勇氣

《閻》劇企圖證明公道難斷，即使執掌生殺、輪迴權柄的閻君，也難以釐清其中糾葛。「命」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道難題，其中又以《莊子》的思考最為透徹。莊子身處戰國中晚期，那時諸國間情勢緊張、烽火連天，個人生命與政治權力、天災人禍緊密勾連，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可能使人遭受刑罰，甚至失去生命，對莊子而言，無可奈何之「命」力量何其之大。

對「命」的討論可視為對《閻》劇後設的反省，不全然扣緊劇情來探討。觀眾可見司馬貌對世道不公的憤懣不平，認為自己若能進入政治場域，必能改善這種境況，又因為身任閻君一職，對善惡、報償有更深層的認識。這個轉變應分兩層來看，第一，是否有客觀的善惡之分？眾人應認為是有的：大惡如殺人；大善如犧牲生命拯救他人，這種善惡不會混淆。故而重點是，社會中充斥著各種「小善小惡」，該如何評價？舉偷竊為例，偷竊的行為必定是惡，若一個偷竊者的動機是讓小孩溫飽（如《悲慘世界》的尚萬強），此行為的「惡」，又顯得可以同情。此處進入第二個層次，從《閻》劇可見的，應是這種小善小惡交織於人際互動間，表面上即顯出各種不公不義在眼前上演。去脈絡化的善惡易辨，難的是善惡背後有各種動機與發生背景，難以用二元的方式去評價。這是《莊子・養生主》傳達的問題，「養生」並非現代用語的意義，除了安頓生命，更多的是要與他人、外在社會和諧相處。

「安頓生命」必須以兩個面向來看，首先要處理的，是「我」與社會的關係，並非不對善惡有所評價與作為，而是要提醒自身，是否需要對「片面理解」的善惡有極端情緒？「嫉惡如仇」是否就能達到真正的正義？莊子說「為善無近名，為惡無近刑」，為上述下了意味深厚的註腳。司馬貌毋須將自己的生命置在善惡對立的兩端，使情緒也隨之起伏，這並不能真正參透世間的複雜與混亂，反而是消耗生命的能量。應如寓言「庖丁解牛」（《莊子・養生主》），放下執著的道德評價，才有可能在社會關係中「游刃有餘」。
再來，「安頓生命」的第二個條件，是要體認生命中本有的限制，生命中充滿各種客觀限制：時代、階級、家庭、性格、際遇等等，都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，既然是「不知其所以然」者，本就不能用公平與否去思考。莊子用神射手后羿及其射出的箭（《莊子・人間世》），比喻我們跟「命」的關係，神射手應是百發百中，若不中，那就是命，沒有道理可言，但現象中就是發生了。故而莊子說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」，既顯示對生命中各種不可抗拒者之接納與安受；同時也要讓行為者深刻認知本有的限制，知道這些限制，才能更好地與自己的情緒和解、發揮所長。也能從中得到勇氣，得以抗衡生命中各種不知其然的荒謬性。同時也能體認他者生命中亦有限制，抱著同理與同情，得以有更多元的角度觀看世界，進而走向更理想的社會關係。司馬貌的人格形象，能引出《莊子》書中本有的反思，透過京劇的故事性、表演型態，得以以不同面貌向眾人展示。

四、小結

在著名的「莊周夢蝶」（《莊子・齊物論》）故事中，夢中的莊子只覺自身是翩然的蝴蝶，醒後方覺此身是莊周，卻又陷入此身是醒是夢的存疑。《閻》劇的「夢境」手法，帶出現實與夢境的落差，即使司馬貌有夢覺難明之姿，但觀眾已然經歷夢中與夢醒，此中轉折多有可嘆處。看到劇末司馬貌依然懟天罵地，從中感到劇中人物鮮活的生命力，這種生命力是既堅強又柔軟的，即使沒有夢中的記憶，但筆者深信在其內心深處應有一處已開始轉化，化解其原有的處事態度、判斷規準，以一種更為寬容的方式對待人我關係。道家的文化觀，其實是肯定人的內在情感，並以此為基礎，包容個體差異，同時提醒行為者應時刻保有謙下的態度。《閻》劇中同時帶有古典思想的細緻，卻又讓現代觀眾打開心靈、視野，與古人進行思辯與對話，在觀劇過程中，無疑是視覺與知性上的雙重享受。

＊感謝指導教授林明照先生給予撰寫建議。